香港回歸20周年在即。6月20日，首屆粵港澳大灣區論壇在香港登場。此次論壇由中國市值最大的企業騰訊承辦，匯集了粵港澳三地的政商名流，風頭強勁。自3月《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粵港澳大灣區”概念之后，“粵港澳灣區”一直是中國區域經濟的一大熱詞，更有論者指，“粵港澳大灣區”和“雄安新區”是“一南一北、一北院一南院”。

然而，站在中國區域經濟既有的格局來看，京津冀地區和雄安新區還遠未成氣候，真正和粵港澳灣區可比的，應該要數環杭州灣地區?；浉郯囊韵愀?、廣州、澳門形成三個頂點，杭州灣地區也以上海、杭州、寧波形成三個頂點，頗有些可對應的地方。

1、珠江口與杭州灣的經濟地理概貌

圖1：杭州灣和珠江口示意圖

圖左是杭州灣地區各城市空間位置示意圖，圖右是珠江口地區各城市空間位置示意圖。這里將“深圳”和“香港”作為一個整體，因為在1840年以前，深圳和香港同屬廣東新安縣，事實上深港兩地總計面積也僅有3000多平方公里，還不如上海的一半，所以上海的空間，由深港兩地對應；中山、珠海、澳門也同理，過去三地大致同屬廣東省香山縣。（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文為了分析維度更聚焦，所以選擇了杭州灣和珠江口地區最核心的城市，其范圍可能和官方的相關規劃存在差異）

從各個城市的相對位置來看，珠江口和杭州灣非常相似，杭州和廣州分別是區域內老牌的中心城市，和杭州、廣州相對位置類似的上海、香港則是在1842年開埠之后逐漸發展成型。區域內大體上都存在三個核心區和兩個介于三大核心區之間的走廊地帶，把杭州灣這幅圖順時針旋轉90度，大體就是珠江口。

下面再來看這兩個灣區的經濟總量、人口規模和面積的比較。

表1：2016年杭州灣和珠江口經濟總量對比（單位：人民幣億元）

珠江口周邊城市的GDP，除“中山+珠海+澳門”低于與其對應的寧波市外，其他城市，都高于杭州灣周邊對應城市，比值大約為1.2到1.8，香港和深圳GDP之和4.08萬億，相當于上海的1.48倍，這也基本上是珠江口周邊和杭州灣周邊的總量之比，珠江口周邊地區GDP合計，相當于杭州灣沿岸的1.51倍。

表2：2015年杭州灣和珠江口人口對比（單位：萬人）

從人口來看，珠江口對應區域的人口總數也普遍多于杭州灣周邊，僅有兩個例外。香港和深圳人口之和少于上海，而中山、珠海、澳門三地人口之和也遠少于寧波。但杭州灣地區和珠江口的人口數量差距就小得多，兩地人口都在5000萬到6000萬的數量級，杭州灣只少300萬。

表3：杭州灣和珠江口地區面積對比（單位：平方公里）

從面積來看，杭州灣各城市和珠江口地區相較，管轄范圍都要大得多。香港和深圳面積之和，還不及上海市的一半，廣州也不及杭州市的一半，廣深莞佛珠中六市加上港澳地區，面積不過杭州和嘉興兩市之和。

表4：杭州灣和珠江口地區各城市人均GDP（單位：人民幣萬元）

上表比較直觀地反映了杭州灣周邊地區和珠江口周邊地區的發展水平，珠江口的深港人均GDP超過20萬，廣州和中珠澳在15萬左右，相較而言，東莞和佛山人均GDP則明顯要低一些，在10萬左右。而杭州灣周邊各市，人均GDP大多都在10萬左右，上海、杭州、寧波三個高地，人均GDP也在12萬左右，均低于廣州市。香港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別29萬元和16.74萬元，仍各自明顯高于上海。

上面的圖表，反映出杭州灣和珠江口經濟地理的宏觀概貌，也展現出“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經濟中極為獨特的地位。珠江口地區是中國經濟和人口集聚效應最強的地區，即使和另一個聚集區長三角地區相比，珠江口地區的人口密度更高，經濟密度更高（單位土地的產出更高），經濟效益（人均GDP更高）也更好，它契合現代經濟的特征，高度集中下的人流、資金流和信息流，是效率的關鍵來源。

2、經濟重心從長江到沿海

1842年鴉片戰爭戰敗，中國被迫開啟近代化進程。從經濟地理格局來看，這帶來了最近兩百年來中國經濟主軸的第一次大轉移，而這次大轉移形成的基調雖然因抗戰和毛澤東時代的三線建設一度出現反復，但大體上的框架一直穩定到現在。

1842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開放“五口通商”，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隨之開埠。這使得沿海城市成為外資進入中國的橋頭堡，和中國近代化的先行者。自南宋中國經濟重心完成南移之后，長江流域和鄰近長江流域的地區（主要特指錢塘江流域）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軸，江浙、兩湖和四川，分別在下游、中游和上游形成人口和經濟高地。蘇州、杭州、漢口、成都等，是近代之前農業中國的關鍵貿易節點。而自1842年以后，中國經濟的重心從長江流域沿線逐漸開始轉向沿海一線，直至今日，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上海等沿海省市，居于中國經濟的絕對龍頭地位。

沿海重要的港區，都位于河口三角洲，杭州灣地區的北緣上海，正好是中國第一大河長江的入?？?，珠江口則是中國水量第一大河、華南地區流程最長、流域面積最大的珠江的入?？?。自中國經濟重心移向沿海地區之后，長江口和珠江口，在自然地理上就成為中國南方最具優勢的兩個核心節點，成為中國和世界之間的樞紐。

匯豐銀行的名稱，正是中國經濟地理變遷的最佳注腳。HSBC，H代表香港，S代表上海，而今，香港是粵港澳灣區的東南緣頂點，上海是杭州灣灣區的北部定點。站在今天的新視野來檢視，上海固然屬于長三角，同樣也屬于杭州灣，今天上海港口的主體——洋山深水港，和寧波—舟山港，正是一北一南拱衛著杭州灣。

3、20世紀的動蕩與波折

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動蕩和戰亂，不斷影響中國經濟地理的格局。五口通商之后不到十年，廣州花縣（今花都區）人洪秀全自廣西起事，太平軍席卷半個中國，對江蘇、安徽一帶沖擊尤甚，整個江南地區因戰亂而凋敝，上海以租界成為外來者管窺中國的窗口。此后的20世紀，長三角和珠三角，彼之挑戰，我之機遇，此消彼長的變奏，從未終結。

從晚清到北洋，再到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長三角始終是中國（不含東北）絕對的經濟重心，背靠長江，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貿易中心，也是遠東最大的金融中心，同時還是中國第一大工業城市。與上海相去不遠的江蘇無錫，也占據中國第二大工業城市的寶座。1927年國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上海、杭州、無錫一帶，薈萃全國頂尖的政商資源，廣州、香港難以望其項背。

1949年的革命，中國經濟面向陡轉。在計劃體制下轉向封閉的中國，商業和貿易幾乎戛然而止。上海憑借昔日的工業基礎，繼續作為中國的工業重鎮，但曾經的商貿、港口和金融功能，在短短幾年間幾乎完全砍掉。長三角北翼的上海和江蘇尚好，長三角南翼（即杭州灣地區）因靠近臺海前線，獲取國家資源更少，發展更相對遲滯。

反觀彼時的華南，則是另一番景象。毛澤東時代總體是重工業輕商業的時代，重點工業除了在上海這樣的老工業基地布局以外，大量向內陸布局，這也是一段特殊的對經濟重心移向沿海大趨勢的反動的時期。但中國不可能完全封閉，中國還需要留一扇面向外部世界的窗戶。當解放軍勢如破竹即將進占香港之時，北京決定暫不改變香港現狀，保留香港英國殖民地地位，對其“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中國大陸恢復對外開放之前，英治的香港反而成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交往窗口，這實際上是新的“一口通商”。

1957年，中國決定舉辦中國出口商品博覽會，這一博覽會最初的目的相當單純，只是為了創匯。但從事后來看，在廣州舉辦的出口商品博覽會（廣交會）成為毛時代中國和外部世界交流的另一重要途徑，也因著廣交會的存在，廣州也得以發揮其“千年商都”的特殊作用，一定意義上成為“半個通商口岸”，“一口半通商”，這是毛時代的香港和廣州故事。

4、珠江口的率先“搶跑”

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鄧公在南海邊畫了一個圈。次年，深圳、珠海、汕頭、廈門四個經濟特區相繼成立，相較于130年前“五口通商”的范圍，四個經濟特區的位置還要更靠南一些。

時至今日，珠江口周邊人均GDP仍高出杭州灣周圍大約50%，這種差距的產生，真正的開始正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皳軄y反正”之后的中國，大多數地區經濟運行的主軸，是從毛時代的高度不確定性的充滿混亂的“運動經濟”轉向相對規范、可控、井井有條的蘇東式“計劃經濟”，帶有市場成分的經濟主要還出現在涉農領域，個體戶和私營經濟總體上還是計劃經濟的補充。相較城市，縣域和鄉村的經濟機制更顯靈活，縣域經濟和鄉鎮企業在八十年代迎來了第一輪發展，反而大多數中心城市的經濟架構仍在相對堅硬的計劃體制下。彼時的整個長三角，大體都是如此，經濟運行的活力主要在縣域，蘇南、浙北的個體經濟和鄉鎮經濟，這時候已逐漸興起了，但上海的變化并不大。

彼時的珠江口，卻是和長三角完全不同的境況。緊鄰香港的深圳，承接著以港商為首的資本外溢，隨著香港成為發達經濟體，香港的制造業營商成本越來越高，以深圳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成為承接香港產業轉移的前沿陣地（上海周邊尤其是蘇州承接臺商那是晚十年之后的事）；廣東省省會廣州，則是商務人士和服務業進軍中國內地的橋頭堡，白天鵝賓館和花園飯店，至今仍在講述八十年代廣州的傳奇；緊鄰廣州的佛山等地，和蘇南浙北幾乎同時，以制造業為基石，開啟了縣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浪潮。

相較于“北方”（廣東人將廣東之外通稱“北方”）總體上還處在“增量改革”階段，此時的珠江口改革開放的力度和深度都走得遠了許多?？陀^地說，在毛時代，廣東就是工業基礎差而商業基礎好，在工業這一個高度計劃的領域，廣東存量不多，外來增量一旦進入就在很短時間占據主導地位；而在商業這一內在要求開放的領域，廣東的基礎又好于其他各省，更大力度的開放，則使廣東如魚得水。

5、上海和香港的同與異

珠江口和長三角，相似而又不大相同。她們的相似之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香港和上海的相似，而她們最大的不同，也可以說是香港和上海的不同。

上世紀八十年代，上海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增量問題，而是存量問題。上海市至今仍是中國國有資產規模最大的城市，當時國有經濟更是上海經濟的絕對主力，國有企業在面臨融資困難之時，也開始探索新的門路，1986年，飛樂音響和延中實業發行，發行的新股在上海灘一時洛陽紙貴。這恰恰是對上海經濟乃至后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證券市場的最好注腳。從所有制結構來看，經濟構成的主體仍是國有，通過發行股票甚至在交易所上市融資的大多數企業都是國企；另一方面，民間蠢蠢欲動的賺錢熱情早已被充分發動，民眾炒作股票的熱情從未減退。

1989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直接上調中央，出任執政黨最高領導人。1990年，國務院決定浦東開放開發。上海的開放，較嶺南遲到了10年，但它終究還是來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上海，其發展呈現出多個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外資重回昔日的東方巴黎，過去相當部分一開始在珠三角布局的外商，經營重心北移到上海；第二方面，金融市場開始形成，上海從計劃體制下的工業中心重新轉型成為金融中心；第三方面，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央政府對上海的資源挹注和項目投入并為減少，甚至相較八十年代還更加眷顧，上海的工業中心地位穩固，而國有力量也頗為強大。

這種態勢，使得上海和香港與周邊的關系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照。從制度上看，上海和江浙兩省屬于同一體制，不存在一個明顯隔離的物理邊界，理論上較香港和廣東的聯系還要密切得多。但從發展狀態來看，香港經濟高地資源的溢出效應卻為珠江口地區注入了快速起飛的源頭活水，而上海由于本地資本有限，很難說上海本身為江浙兩省提供了多少資金。港商和珠三角的關系，一向為人津津樂道，但有誰聽說過“滬商”這個概念？

觀察江浙滬和珠三角的企業家群體，更可見兩地氣質的不同。江浙地帶自古以來就人文鼎盛，江浙人士素來都是中國政界、商界的翹楚，而江浙滬一帶絕大多數的頂尖企業家，大抵出生地或籍貫都在這個范圍，馬云、郭廣昌、李書福、丁磊、宗慶后、魯冠球等等，都是浙商，頗有“包郵國”是“包郵國人”的“包郵國”的感覺。而活躍在珠三角的企業家，就大不相同，固然有楊國強、何享健這樣的本土派，但更多的是外來者，近的如潮汕的李嘉誠、馬化騰，遠的則來自廣東之外，任正非、侯為貴、王石、許家印、雷軍、董明珠、張小龍，則都不是廣東人。

6、2000年以后的新變化

1992年南巡談話后，中國對外開放力度更大，逐漸成為最受國際投資客青睞的投資目的地。上海也在多重動力的助推下加速起飛，中央政府的眷顧仍在，而歐美資本也紛紛回到這個曾經最熟悉的“十里洋場”，上海同時成為國有經濟和“買辦經濟”的尖端。前者支撐了上海工業中心和內地金融中心的地位，后者則使上海成為商業和貿易的節點。

除了土地是國有的，香港并沒有龐大的國有經濟部門，但香港經濟中也有類似內地國有經濟的特殊部門，即房地產部門。上海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和香港面臨某種類似的境地，香港強大的房地產部門和依托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的“買辦經濟”占據香港城市生態的頭部，使這個城市營商與生活成本高企，其他產業生存空間明顯受限。而在國有經濟和外資經濟的極度強勢之下，上海的一般民營經濟也一直難稱發達，而相較于深圳、廣州和杭州，上海也并不被視為一片適合創業的熱土。

回歸之后的香港，和內地形成了更緊密的關系。無論是資本還是人員流動，都遠比回歸之前更為頻繁。當內地港口全面開放，香港有形的港口地位不復當年顯赫，而她作為內地連接世界的資本紐帶作用，卻并沒有太大削弱。香港經濟和社會面臨的真實問題，不是她本身難以維持繁榮，而是這種背靠整個內地服務內地頂尖政商資源的體系，已脫離了香港市民乃至珠三角固有的土壤，香港上流社會更加“空中樓閣”，而貧富懸殊拉大、社會流動停滯導致的社會戾氣和民粹主義幾乎無從疏解。

時至21世紀，香港早已不再像昔日那樣，作為廣東發展最重要的資金來源，外資、臺資紛紛搶灘，本地的國資和民資也壯大起來，廣東省的珠三角部分形成了一個生態圈，深圳和廣州則是這個生態圈的兩大極點。

深圳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最成功的移民城市，雖然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都是移民城市，但她們都沒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中接納過如此巨量的移民。深圳沒有北京、上海的戶籍壁壘，也沒有廣州的方言壁壘，“來了就是深圳人”的口號，真實可感，這和北京端著一副“北京歡迎你”的姿態實則對外來者百般刁難大相徑庭。

在短短十幾年時間中，深圳成為中國新經濟最重要的代表，騰訊、華為、中興、比亞迪，都是中國經濟的翹楚。而這座城市還擁有一家證券交易所和大量的金融機構，是僅次于京滬港三地的金融中心。她甚至還擁有萬科、華僑城這樣的最頂尖的房地產企業。香港和上海有的金融和地產，深圳也有；但香港和上海沒有的騰訊、華為，深圳有，這成為深圳最重要的底氣。

廣州從很大程度上，是承接了香港的產業轉移。中國內地全面開放以來，歐美金融機構通常仍將東亞地區的區域總部設在香港或新加坡，但直接向用戶和企業銷售實體產品的實業企業，都逐漸將其大中華區機構遷到內地。香港相當的商業功能（而非金融功能）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轉移到廣州和上海。

相較深圳，廣州和上海的經濟結構更為相似，兩市都有強大的基礎工業部門，譬如汽車制造；兩市都是重要的商業、物流和交通樞紐，而深圳并不算是。廣州相較上海最大的劣勢是沒有證券交易所，從而缺少全國性的金融資源，時至今日廣州金融業增加值和京滬深三地完全不在一個量級，也是由此導致的。

以阿里的崛起為標志，杭州突然走入鎂光燈的中央。然而，回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杭州雖然低調，但一直穩扎穩打，相較長江流域的南京、武漢、重慶、成都，杭州最大的優勢，是他身后的浙江。談到所謂休閑宜居，通常人們會把杭州和成都放在一起對比，而浙江人和四川人的性格，明顯不同，這也使杭州和成都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經濟面貌。

最近幾年來，《第一財經周刊》每年都做“新一線城市”評選，在這個評選中，成都通常都排在杭州之前，原因是什么呢？因為這個評選非常注重消費類指標，尤其是商業品牌的集中度，成都是個消費主義的城市，也自然成為整個中西部地區高端消費品搶灘的前沿，和廣州一樣，類似群雄逐鹿的商業中心。

而杭州則不然，相較四川人，浙江人更精明，更愿意把錢用于“生錢”而非簡單花掉，杭州人總體比成都人更富有，但杭州對豪車、奢侈品乃至國際一線品牌的追逐遠不如成都熱切，甚至在Shopping Mall上也是銀泰一家獨大，外來勢力幾乎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雖然坐擁西湖湖山，杭州卻更接近一個“商務城市”，而非“商業城市”，杭州居民（未見得是“老杭州”）相較廣州和成都“吃茶”的市民而言，更有一種類似深圳人的致富熱情。

在中國成功的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榜單上，杭州幾乎可與深圳比肩，而超過上海和廣州。一個可資參考的數據是，杭州的A股上市公司有116家，而廣州只有84家。與鄰近的蘇南相比，浙商在資本運作上也勝出一籌，杭紹甬嘉四市GDP總量僅相當于蘇錫常鎮四市的82%，但擁有261家A股上市公司，較蘇錫常鎮之和多出57家，相當于后者的128%。

7、珠江口和杭州灣的未來

總的來看，珠江口地區和杭州灣地區相較，各有優劣。從現狀來看，珠江口地區發展水平整體略高，且區域分工更為精細，譬如廣州作為商業中心，深圳作為科創中心，而佛山、中山、珠海則是制造業要地（有美的、格力這樣的世界級企業）；杭州灣地區相對而言不僅人均指標略低，內部的差異化發展程度也沒有珠江口高。

相較杭州灣地區，珠江口地區大企業更強勢，但中型企業數量不占優勢。廣深莞佛中珠六市合計A股上市公司435家，明顯少于滬嘉杭甬紹合計的524家。佛山、珠海擁有格力、美的這樣的大型企業，但全市的上市公司總數都在30家以下，而甬紹嘉三市上市公司總數都超過30家，寧波和紹興更超過50家。

前瞻未來，珠江口地區和杭州灣地區，誰可更勝一籌，還是未定之天?，F代經濟，關鍵在于資源的流動，流動帶來活力，更帶來動力。在我看來，影響一個區域中長期發展的因素，無外乎人才流、資金流、信息流和貨物流。哪個地方能夠最有效地匯聚這幾種流，哪個地方就能占得發展的先機。

應當承認的是，相較于過去泛珠三角“9+2”機制之類的宏觀設計，中央政府提“粵港澳大灣區”，無疑更切合港澳的實際需要。香港的長遠發展，不能單單依靠內地對其的“充分利用”，也要考慮到在珠三角這個高度緊密的物理空間中，尋找自身定位。但珠三角灣區最大的不確定性，仍是內地和港澳之間的制度藩籬，以及內地和香港之間存在的深層次的信任芥蒂。在這個意義上，珠江口沿岸的“四流”的自由流動，整體上可能比杭州灣面臨更大的挑戰。

再來看人才流。珠江口無與倫比的開放性，使得她幾乎沒有保留地接收其他外地名校的優秀畢業生，武漢一市，高教資源幾乎超過廣東全省，但廣深地區所接納的武漢名校畢業生，遠遠超過湖北當地。然而，珠三角自身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院所資源，總體上仍然偏弱，這也是粵港澳大灣區相較于全球領先的知名灣區的一個短板。杭州灣地區情況則相反，江浙滬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資源，遠遠超過廣東，但江浙滬地區整體的開放性較弱，尤其是上海，本地高校畢業生和非本地高校畢業生，在落戶、就業等各個方面，待遇都有明顯差別，對外來高端就業的吸引力相對較弱。

在資金流方面，珠江口并不輸給杭州灣。珠江口地區擁有香港和深圳兩個金融中心，且各有特色。中央政府提出“粵港澳大灣區”，從金融層面也必然有從頂層上統籌港深兩地資本市場功能的意圖，香港和中國內地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早已不可逆，回歸二十年后，以珠江口地帶為鍥口，進一步增強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一體化，被視為更有效駕馭香港的手段。

在信息流方面，深圳和杭州，分別以騰訊和阿里占據互聯網產業的兩大高地。在互聯網經濟的層面，廣州和上海分別拱衛深圳和杭州，深圳和杭州占據技術和平臺的原點，而廣州和上海的互聯網企業（如攜程、唯品會），則聚焦商業和社交的應用場景。從這個意義上說，珠江口和杭州灣，一時難分伯仲。

貨物流是珠江口相對的短板。珠江受地轉偏向力影響，東岸是深水良港，西岸岸線較差，而杭州灣南北兩岸都有世界級港口。然而，從長遠來看，貨物流相較于人流、資金流、信息流，早已不是那么重要的因素，航運和貿易中心最關鍵的競爭要素，已不完全基于港口的物理屬性，而在于其規則制定權和市場公信力。倫敦河港早已凋敝，但倫敦仍然是絕對的國際航運中心，其命門正在于此。然而，粵港澳大灣區能否最大化發揮香港既有功能，功夫在詩外。

8、結語

雖然“粵港澳大灣區”首次出現在《政府工作報告》，但這真的只是“北院”的意圖嗎？最高領導人對粵港澳地區的重視程度，從來不容小覷。習仲勛“文革”后復出，首次主政一方就是在廣東，他和妻子后來長期居住在深圳，直至病重；而現任領導人在備位期間，自己又是港澳協調小組的組長，對于廣州、深圳、香港、澳門，他是熟悉的。

他對杭州灣地區就更熟悉。他的兩任省級“一把手”經歷就是在浙江省和上海市。他的“之江團隊”，更是一個對浙江高度熟稔的團隊。從G20到亞運會，再到剛剛在深改組上被宣布同意設立的杭州互聯網法院，中央對杭州的期待，乃至對整個杭州灣地區的期待，也是殷切的。

一個國家的繁榮，離不開這個國家頭部地區的繁榮。珠江口和杭州灣，就是中國數一數二的頭部地區，她們的未來，是這個國家的未來。歷史性的機遇仍在，但決策層對人口流動的強力限制和營商生活成本的不斷高企，或是影響兩大灣區繼續開放加速集聚的負面因素，如何基于開放原則形成真正不同區異夢的高水平一體化，也等待著系統的制度安排和成熟的政治智慧。